中国国家博物馆
作者: 发布时间:2018-12-06 来源:本站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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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China)简称国博,位于北京市中心广场东侧,东长安街南侧,与人民大会堂东西相对称,是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截止至2013年末,中国国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国博藏品数量为100余万件,展厅数量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整体规模在世界博物馆中位居前列,2012年游客接待量达到537万人次,2013年达到745万人次

  民国二年7月9日(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决定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以国子监为馆址。

  1960年8月,“北京历史博物馆”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更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

  2011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放,此后试运营一年举办50余个展览,接待国内外观众410多万人次。

  2018年3月,国博正式告别纸质门票,实行免票参观,观众持身份证即可直接入馆。除了身份证,非纸质临时身份证、老年证户口本、户籍证明、社保卡、中小学生学生证、残疾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港澳通行证台胞证驾照等有效证件也都可以作为入馆凭证。

  建筑由两轴两区构成。两轴为:由西门到东门的东西轴线和由南到北的南北轴线。两区为:由中轴内中央大厅分隔的南北两个展区。西门面向广场,与人民大会堂相对;北门面向长安街。南北艺术长廊长260米,高28米;顶部有368个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藻井,有着独特的装饰、采光、照明和通风等作用。楼顶有近2万平方米的屋顶绿地,表现出了环保和节能的理念。

  另有近800个座位的剧场、近300个座位的学术报告厅(兼数码影院)、600平方米的演播室,以及2800平方米的图书馆。还有大面积对公众开放的休闲公共空间以及600个车位的地下停车场。

  2009年12月完成了老馆办公区装修工作,全馆职工2010年2月顺利回迁,确保了国家博物馆各项业务及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正常开展。

  此彩陶盆呈红色,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整个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奇幻色彩。

  古代半坡人在许多陶盆上都画有鱼纹和网纹图案,这应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采集和渔猎,这种鱼纹装饰是他们生活的写照。

  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中有大量的动物形纹饰,如鱼、鹿、蛙等,以鱼纹最为典型。人面鱼纹彩陶盆是公认的彩陶艺术精品。类似内容的彩陶盆在遗址中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很像一种特制的葬具。人面由人鱼合体而成,人头装束奇特,像是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化妆形象,具有巫师的身份特征,因此这类图画一般被认为象征着巫师请鱼神附体,为夭折的儿童招魂祈福。也有人认为人面与鱼纹共存构成人鱼合体,寓意鱼已经被充分神化,可能是作为图腾来加以崇拜。

  大盂鼎系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先后为当地乡绅郭氏、县令周广盛以及左宗棠、潘祖荫等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而另一尊同为盂所铸之鼎,形制略小,习称“小盂鼎”,器上铭文涉及西周与鬼方之间的战事,但此器在辗转收藏的过程中已不见踪迹,仅于著录中保存铭文拓本。

  大盂鼎器壁较厚,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近足外底处曲率较小,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雄伟凝重。

  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盂之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内、外之臣僚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赏赐盂鬯、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庶人等。《尚书·酒诰》是周公旦所作,用以告诫被封在商故地朝歌的武王少弟康叔封,文中有一语句“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大意是说商纣好酒,不思其过,最终导致国灭邦亡。与大盂鼎铭文所言相合,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这一前车之鉴的警示。

  此器铭文中用字笔画粗细不等,且如“王”、“在”、“正”、“土”等字中有许多圆形或方形团块,象形意味仍较浓。又如铭文中“有”、“厥”、“又”等字波磔分明,体现了用笔过程中自觉的提、按意识。通篇文字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

  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如蛇、鳄鱼、蜥蜴、鱼、鲵、马、牛、猪、鹿、熊、虎、蚕、蛴螬、松树、云、闪电等等。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安徽含山凌家滩、湖北天门肖家屋脊也都有类似的玉龙形象,它们有可能是龙的原始形态。

  关于龙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蜥蜴说,鳄鱼说,至于龙首则有来自马首、牛首或猪首之说。这件玉龙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从其首部特征看,吻部较长,鼻部前突,并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2个并排的鼻孔,似有猪首特征。这件玉龙用黑绿色玉制成,琢磨精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外表呈红色,作直壁平底圆筒状。陶缸外壁有彩绘一幅。画面左侧为一只站立的白鹳,通身洁白,圆眼、长嘴、昂首挺立。鹳嘴上衔着一条大鱼,也全身涂白,并用黑线条清晰描绘出鱼身的轮廓。画面右侧竖立一柄石斧,斧身穿孔、柄部有编织物缠绕并刻划符号等。白鹳的眼睛很大,目光炯炯有神,鹳身微微后仰,头颈高扬。鱼眼则画得很小,身体僵直,鱼鳍低垂,毫无挣扎反抗之势,与白鹳在神态上形成强烈的反差。

  陶缸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左绘有鹳鸟一只,昂首挺立,六趾抓地,二目圆睁,口含一条大鱼;右绘一把石斧,斧头捆绑在竖立的木棒上端。作者为表现鹤的轻柔白羽,把鹳身整个涂抹成白色,犹如后代中国画的“没骨”画法;石斧和鱼的外形则采用“勾线”画法,用简练、流畅的粗线勾勒出轮廓;斧、鱼身中填充色彩,犹如后代中国画的“填色”画法。由于这幅画具备了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画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中国画的雏形。

  子龙鼎,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此器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饕餮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凸弦纹。

  据传,子龙鼎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所铸铭文“子龙”之“子”字较小,下“龙”字以双线勾勒,虬劲有力,恰如一竖立且尾部向右上盘卷的龙形,瓶形角,圆目,张口,生动传神。器颈部所饰,一为有首无身饕餮纹,瓶形角;二为首身完整饕餮纹,卷角较宽, 尾部下卷,爪后有长距,以凸起的鼻梁部位为对称轴线,躯干向两侧同时展开,形成一首双身,意在以平面展示立体。两类饕餮纹相间环列,静中求变。整个饕餮纹带由一个单元纹样向左右两方反复连续伸展构成,整齐并富有节奏。器足上端所饰饕餮纹卷角如羊,角尖部内卷并高高凸起,愈显动感,也与鼻梁部位耸起的扉棱增加了器物的稳定。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后母戊”青铜方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了石磬。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多件商代石磬,妇好墓中出土5件长条形石磬,制作比较精细,磬身上分别刻有文字和鸮纹,其中有3件,均为白色,泥质灰岩,形亦相近,可能是一套编磬。这件虎纹石磬可称为商代磬中之王,正面刻有雄健虎纹,据测定此磬已有5个音阶,可演奏不同乐曲。

  《古代中国陈列》展出文物2026件,包括一级文物521件。陈列以王朝更替为脉络,以珍贵文物为核心,展现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特点,展示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陈列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夏元时期、明清时期八个部分。各部分介绍与重要展品如下:

  观众可以看到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等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物与复制品。打制石器、猎物残骸、用火痕迹、骨针、兽牙贝壳装饰品反映当时的生产生活内容与审美情趣。从八千年前的稻谷到六千年前的母系氏族村落模型则表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农耕技术的提高催生了手工业、文字、文化艺术和宗教,社会开始发生分化。

  并不断完善。青铜铸造达到鼎盛,铸就了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铭文与甲骨文表明汉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西周统治者推行礼制,重在彰显、维护等级秩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妇好三联甗妇好鸮尊商妇好青铜偶方彝商后母辛青铜觥,皆出自商王武丁时期的妇好墓,造型皆前所未见,华美瑰丽。

  四羊方尊:商代。可能是三苗部落受商文化影响的产物,羊首造型独树一格,分铸技艺复杂,蜚声海内外。

  西周以来的礼制分崩离析,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学术思想百花齐放,民族间相互融合,华夏民族主体形成,整个社会在征战兼并中逐步走向统一。

  王子午鼎:春秋楚国。器身上的龙形怪兽饰物是中国最早的失蜡法实例之一,在长篇铭文中使用鸟篆体也十分罕见,因此被誉为楚式鼎之冠。

  中国进入大一统时代。琅琊刻石、阳陵铜虎符、秦兵马俑等文物表明秦始皇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汉兵马俑、绿釉陶楼、五铢钱纹铜鼓、扶风纸等则展示了西汉的强盛、东汉豪强势力的扩张、各民族联系的加强、中外交流的空前发展以及科学文化的辉煌成就。

  琅琊刻石:秦代。秦始皇曾东巡留下刻石七处,现仅存两处,琅琊刻石为其一,是秦皇统一功绩的珍贵例证,石上小篆文相传为李斯所书。

  杨家湾彩绘陶兵马俑:西汉。陶俑描绘精、数量多、配套全、品种繁新、步武严整,为汉代出土文物所罕见。

  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陶文武官俑、陶牛车、陶骆驼表现了民族融合的进程。青瓷与黑瓷反映了中国瓷器的新成就。社会的变革、中外文化的交融则通过《职贡图》卷、邓县画像砖等文物体现出来。

  陶院落:三国吴。如实表现了厅堂、正房、厢房、前后门、门楼、角屋等建筑,有可能是孙吴宗室特有的随葬品。

  朝后期至五代十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转折,其宏大的格局、开放的气势、壮阔的场面,均为前代所无法比拟。当时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内地和周边民族关系更加密切,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中国许多科技成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三彩骆驼载乐俑:唐代。生动塑造了一头骆驼与五名男子形象,巧妙夸张了人与驼的比例,釉色鲜明润泽,代表唐三彩的最高水平。

  钱鏐铁券:唐代。“丹书铁券”的珍贵实物,作用相当于“免死金牌”,是中国最早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件御赐铁券。

  彩绘浮雕武士石刻:五代。造型生动,色彩艳丽,形式罕见。原物有一对武士,各肩负一青龙和凤鸟,早年被盗出国,后追回凤鸟件,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得知后将所藏青龙件捐赠国博。

  映了手工业的重大发展,纸钞的应用表明商品经济愈加活跃。城市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联系不断加强。

  鎏金鹿纹银鸡冠壶:辽代。带有明显唐代金银器特征,又保留契丹民族的造型特色,是存世仅见的银质鸡冠壶。

  《中兴四将图》卷(复制品):南宋。传为刘松年作,所绘人物比例准确,姿态自然,是南宋肖像画中的杰作。

  绿釉鸱吻:西夏。古建筑正脊两段的构件,釉面光亮,造型威猛,是西夏皇陵出土的最大最完整的建筑构件。

  未有的高峰,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京城规划图、景德镇官窑瓷器等文物反映出超越前代的繁荣。但是,中国这一农业文明古国正与后起的工业文明大国悄然拉大差距,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郑和铜钟:明代。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前为祈求平安铸造的铜钟,是郑和一生壮举的见证。

  开荒执照:清代。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由云南地方政府颁发给丽江府鲁甸人沙立目的土地凭证,附有民国四年(1915年)云南财政厅颁发的验契,证明这块由沙家开垦的土地一百多年间一直在沙家名下。

  霁青釉金彩海晏河清尊:清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圆明园海晏堂烧制的陈设品,海晏堂即为十二生肖兽首铜像的安放处,1860年惨遭英法联军焚毁,海晏河清尊因此愈显珍贵。

  徐扬《乾隆南巡图》卷:清代。描绘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高宗第一次南巡江浙的历史画卷,共12卷,分为纸本和绢本。绢本已散佚,纸本全12卷皆藏国博。

  《复兴之路》展览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基本陈列的最新发展。近代部分以2300 多件实物、文献、图片、图表、模型、绘画、雕塑、旧址复原、模拟景观等展品,展现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00 多年的历史。当代部分则与近代部分相衔接,反映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

  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前身为1950年3月成立的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60年正式命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和现代的革命历史文物,再现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多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概貌。中国革命博物馆当时是中国近、现代文物收藏量最大的博物馆,基本陈列是“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

  《乾隆南巡图》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的国宝级书画珍品之一。全套共十二卷,纵六十八·六厘米,总长一五四一七厘米,描绘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情景。

  乾隆十六年,为了奉年届六旬的皇太后南下游赏,乾隆皇帝仿效圣祖康熙皇帝的南巡旧例,从北京出发,最后从绍兴回銮。全程五千八百余里,历时一百一十二天。乾隆皇帝共写了五百二十余首御制诗,并从中选出十二首,本着“以御制诗意为图”的原则,令宫廷画师徐扬依前后次序分卷描绘。图卷以中国画的写实手法,将诗、书、画三者结合起来,描绘了乾隆南巡期间省方问俗、察吏安民、视察河工、检阅师旅、祭祀禹庙和游览湖山名胜的情景。

  文字之始,即书法之始。在人类艺术的宝库中,中国汉字书法艺术是一门独步世界的艺术奇葩,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代表。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是中国书法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离开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书法则无从谈起。古人云:“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人们书写汉字,作为记录的手段时,具有文化交流、传播的实用价值,而在书写过程中对汉字进行艺术创作时,具有极其鲜明的艺术价值。

  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直重视对古代书法的征集与收藏,历经百余年的努力和积累,至2013年,收藏古代书法门类涵盖甲骨、金文、陶文、砖瓦文、玺印、钱币、文书、写经、碑拓、宋元明清书家名作,数量已达3万余件,这一数量在国内同类收藏中位居前列。这些书迹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能够充分反应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变化,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家具是社会物质生活的一部分,与人们的日常起居活动密不可分;家具更是文化艺术的结晶,从古到今,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不断发展和演变。中国古代家具经历了由低型向高型的嬗变过程。汉以前人们席地而坐,家具以矮型的席、案、床、榻等为主,明代中期以后,高型家具进入成熟阶段,除髹漆家具外,还出现了更为精美的硬木家具。明、清家具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代表了中国古代家具的最高工艺水平。

  展览所遴选的近百件家具珍品,均为中国明清时期的髹漆家具和硬木家具的精华,也是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历程中巅峰时期的代表。除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主要藏品外,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香港研木得益、嘉木堂等著名收藏机构也奉献了部分珍品。

  玛雅的造型艺术展示了人性化的神、动物、植物以及超自然力量的生灵,但是其中心主题是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它不仅揭示了人类的孕育过程、人的概念以及美的典范,还彰显了它在宇宙和谐中的位置。

  在其众多艺术表现形式中,一部分是精湛的现实主义艺术表现,而另一部分是强烈的象征主义和个人的诠释,从面部特征、躯体体格、甚至还有畸形和疾病到体现各类活动和身份的不同类型的服装和姿势等,玛雅人充分展示了构成其社会个体的多方面的细节。

  “列夫·托尔斯泰与他的时代”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俄罗斯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博物馆及莫斯科国立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共同举办,展品共255件(套),包括油画、版画、素描、雕塑、徽章、手稿、书籍、信件、照片、纺织品、金属制品、生活用具等。这是关于列夫·托尔斯泰主题的规模最大的海外展览,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首个以世界文化巨人为展示对象的大型展览。

  展览全面展现文化巨人列夫·托尔斯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成就,分成5个单元:家庭、文学、探寻、中国、回响。重点展品包括俄罗斯绘画大师伊利亚·列宾所绘《列夫·托尔斯泰肖像》,盖依及金兹堡创作的列夫·托尔斯泰雕塑,《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手稿、名家绘制的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系列插图画及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前遗物等。

  在设计风格上,展览将追求散文化、具象化、俄罗斯化;大量使用图片、视频等手段,烘托展品;借鉴俄罗斯文化的元素,包括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经典绘画与古典音乐等艺术元素。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王蒙是一位有着独特经历与风格的作家。他与新中国一同成长,一起沉浮,他不仅进行文学创作与研究,还投身于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之中。他视野广阔,思想深邃,与时俱进,贴近群众。他的作品,始终紧贴时代脉搏,彰显着大格局中的大智慧,给人以丰富的精神营养。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大型组雕是吴为山先生于2005年始接受江苏省委、省政府之邀请创作的,于2007年12月13日落成。

  整个纪念雕塑分别以《家破人亡》、《逃难》、《冤魂呐喊》、《胜利之墙》四组雕塑形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表现了劫难中的中国人民的形象。这里展出的是《逃难》主题的群雕。作者立足于人类历史的高度将个人情感融入民族情感、人类情感。旨在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以祈求世界和平。

  德化窑是中国最重要的民窑之一,在世界陶瓷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连紫华作为新生代德化瓷雕的优秀传人,具有很高的艺术悟性,传统功力深厚,尤长于传统佛教人物的塑造,形神俱佳、高贵典雅,大朴善美,深具明代白瓷雕塑之气象。

  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组建之后,时代又赋予了馆刊新的使命。在经历了历时3年半的改扩建工程之后,国家博物馆以其近20万平米的建筑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成为国家重要的文化窗口,而“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办馆定位,成为国家博物馆时代转型的重要标志。这就需要有一份能够反映“历史与艺术并重”的馆刊,以完善国家博物馆的学术建设。

  2011年,国家博物馆对《中国历史文物》和《近代中国与文物》进行改刊,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图六),并突出“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办刊理念。

  新馆刊为国际标准大16开本、10个印张、160个页码全彩精印月刊。其中常设古代史与文物研究、考古学研究、艺术史研究、博物馆学研究、近现代史与文物研究、展览评论等栏目,在内容策划和布局上,充分考虑学术发展的需求,紧追学术前沿,并结合博物馆主要的业务工作,配合重要展览、馆藏文物,随时增加相应专题栏目。

  截止至2013年末,《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已经出刊10期,集中刊出业内专家的论文。其中围绕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抗倭图卷》组织的“比较研究:《抗倭图卷》与《倭寇图卷》”,围绕“20世纪中国美术名家系列展”之潘天寿、李可染、黄胄艺术展组织的“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围绕德国“启蒙之艺术”大型展览以及“启蒙之对话”系列论坛组织的“启蒙的艺术”等专题,引人注目。

  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要职责:组织学术研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的论证、科研课题的立项和验收评审、科研成果奖励的评审、学术成果水平的评估,为学术研究和发展相关的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学术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学术研究中心,主要负责学术委员会活动组织和日常工作管理。

  《国博讲堂》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它以“历史与艺术并重”为举办宗旨,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就相关领域的前沿问题和热点学术问题发表精彩演讲。

  截止至2013年末,《国博讲堂》已经举办讲座40余场,内容涵盖历史、艺术、文物考古等多个领域。

  国家博物馆的建设:要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明相称;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相称;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称。

  中国国家博物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宗旨。把优秀历史文化、革命文化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展示好、发展好,赓续民族血脉、弘扬民族精神,同时,展示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是国家博物馆的光荣使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

  国家博物馆是以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博物馆。基本职能为文物和艺术品收藏、陈列展览、公共教育、历史和艺术研究、对外文化交流。

  9:00—17:00(15:30止票,16:00停止入馆,16:30清场,17:00闭馆)周一闭馆(含国家法定节假日)

  2018年9月22日,国家博物馆发布公告,因展览施工原因,国家博物馆自2018年9月25日起暂停对公众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公告。

  国博一层大厅服务台提供手机自助导游服务(租机40元或者下载客户端30元)和普通导览器(30元)。各展厅有志愿者提供免费讲解服务。国博专职讲解员在特定展厅提供定时免费讲解服务,具体安排如下:

  《古代中国》:9:15、9:45、14:00、14:30在地下一层北侧《古代中国》序厅集合,每场约2小时。

  《复兴之路》:9:15、9:45、14:00、14:30在一层大厅北侧《复兴之路》序厅集合,每场约1.5小时。

  专题展览(含青铜器、佛造像、钱币、玉器、古代绘画):9:15、14:00、14:30在三层大厅《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厅南侧入口处集合,每场约2小时。

  基于国家博物馆藏品举办的基本陈列和专题展览观众可以拍照留念,但请勿使用闪光灯和三脚架。引进的临时性展览,将依据办展协议确定是否可以拍照,若不可拍照,将在展厅内设立明显的提示标识。

  为快速完成安检,请尽量不要携带箱、包入场(尤其是双肩包和单一尺寸超过40厘米的大包),如已随身携带箱、包,请先持国家博物馆门票经安检、存包后再进入场馆参观;

  观众如要求存放电子产品、艺术收藏类等特殊物品,应先行登记并由本人签字后方可存放,存放期间出现损坏等后果由物品所有人承担;

  观众应妥善保管好存包凭证,领取箱包时凭证取包。存包凭证如有丢失,应立即办理挂失手续(需缴纳存包卡工本费20元),丢失期间所存包件若被冒领,所造成的损失由物品所有人承担;

  留存物品出现变质、自然损坏等由物品所有人承担。(食物类物品在存放期间发生变质等情况,工作人员有权进行销毁处理)超过30天仍未取走将视为丢弃,工作人员将进行销毁处理。

  管制刀具类,如匕首、三棱刀(包括机械加工用的三棱刮刀)、民族刀、带有自锁装置的弹簧刀以及其他类似的单刃、双刃、三棱刀等;

  管制刀具以外的利器、钝器,如菜刀、餐刀、大型水果刀、工艺品刀、剪刀、钢(铁)锉、斧子、锤子等;

  易燃易爆物品,如:酒精、汽油、煤油、柴油、打火机、火柴、发胶、摩丝、指甲油、染发剂、去光剂等;

  :东站:途经公交车:1、10、120、126、2、20、203、205、210、37、52、59、728、82、90内、90外、99、专1、专2

  广场东站:途经公交车:120、126、2、20、203、210、22、5、专1、专2

  前门站:途径公交车:120、127、17、20、203、22、301、48、5、59、626、646、66、67、69、690、692、71、723、729、8、快速公交1线

  前门西站:途径公交车:212、301、337、44内、44外、608、67、673、9、901快、特2、特4、特7

  1958年8月的,国家决定在广场东侧建立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当时为了《中国通史陈列》工作除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外,还云集了当时国内历史界的知名专家一起进行研究。这里面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夏鼐、商承柞、邓广铭、闫文儒、贾兰坡、...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国家没有对发现陶鹰鼎的农民殷思义进行任何奖励。后来,也没有对他追加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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